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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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作出战略擘画，这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把握好两条发展的主线，深入认识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温度。
夯实基础与全面发力：把握好两条发展的主线
（一）主线一：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将加速展现，并且发生质与量的跃升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分析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不难发现，目前处于多重周期叠加的底部，我们思考问题就不能简单局限于底部各种现象的解读，而是需要尽可能摆脱周期力量扰动，看透跨越周期的力量。
这条主线的第一个支撑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持续存在并且持续巩固。这条主线的另一个支撑点，是五链融合形成的一套体系化、机制化的内生创新驱动体系，和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它们为“十五五”时期续写中国经济奇迹打下坚实基础。
纵观过去十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从“十二五”的平均11.7%调整到“十四五”的5.4%。但是，我们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非常瞩目的奇迹，即技术的前沿化、产业的高端化和创新的体系化。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美国达成这一目标耗时60年，德国和日本也历经40年，而我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用时不到20年。仅从2025年看，中国经济展现的坚实发展基础与强劲韧性也是有目共睹：我国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A股市场总市值突破100万亿元；全球创新指数进入世界前十；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超过50%；等等。
历史表明，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是：能否真正进行高效的基础研发，能否进行持续迭代的产业升级，能否利用现代金融方式持续支持研发和产业升级并且形成良性闭环，也就是所谓的新“三驾马车”。这既是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穿越周期的核心力量，也是破解短期问题的深刻密码。
比较研究显示，美国科创模式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顶尖基础和应用研究；军工复合体推动的科技转化体系；以VC/PE为主体的科创金融所形成的强大技术创新孵化体系；由七大头部公司所形成的集团化研发体系。我国科创模式目前吸收了美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同时创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在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构建出新型举国创新体系。在这套体系的作用下，我国不仅成功实现了赶超的目标，而且在很多领域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到领跑。近日，国家发改委牵头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覆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形成全方位支持。
近年来美国也在进行一系列调整，主要表现为开始在国家体系里专门设立未来产业研究所，也意味着美国产业政策的全面回归；在原来三大科学研究基金基础上设立大量的新型基金，对各种高端产业、前沿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全面支持；特朗普政府依托几大法案进一步放宽对于头部公司的监管，很重要的一点是允许其发行超长期债券为AI相关领域融资。
这些重大调整源于美国智库开展的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比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耶伦提出，中国创新驱动的战略体系已经成形并具备超级竞争力，美国必须在战略体系上调整，否则在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中难以赢得胜利。再比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对我国十大行业进行系统性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虽然尚未实现整体领先，但是已经建立起市场需求导向的正向循环的创新体系，明确提出美国创新体系必须作出全面调整。202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吉翁也专门谈到，中国和美国在新技术上都有自己的体系，均以领跑者的身份行动。因此，我们也需要对于中国创新体系到底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一个科学的判断。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几次演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一场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产业革命的胜利。比如，第二次电力革命主要是英国推动的，取得更大收获的却是德国和美国。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主要是美国推动的，取得更大收获的可能是中国。无制造则无设计，无设计则无创新，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是由场景驱动，而不是单纯由实验室或者象牙塔驱动的。场景驱动最重要的场景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超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框架已基本确立，正在全面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内生性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对传统增长模式的替换，将为解决短期问题与周期性问题筑牢基础。发展是我们解决各种短期问题和发展困扰的根本路径。
（二）主线二：“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再平衡的关键阶段，各种周期性力量反转以及周期性政策持续加力，将带领中国经济最终走出艰难的周期底部，形成新的供求平衡
宏观经济学其实主要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增长，一个是波动。我们要看到经济增长主线的前景，也要深刻认识经济波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是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的交织，而且较之以往的周期性问题要复杂得多。其突出体现在如下三点。
其一，新一轮康德拉季耶夫技术周期开启。科技创新的加速使原来人家可能十年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在两三年内解决；原来人家二十年面临的问题，我们可能在五年内面临。比如AI，经济学领域涉及AI谈得最多的是索洛悖论，技术出现之后不是能够马上拉动经济的增长，就像熊彼特创新理论里面谈到的创造性毁灭，毁灭后再创造，这个过程很复杂。
其二，房地产库兹涅茨周期调整开启。最近一些文献在总结近百年来27个国家房地产危机所产生的一些规律性变化。一般认为，较为剧烈的房地产危机会导致一国GDP大幅下降。房地产冲击会导致市场主体各种资产负债表失衡包括房地产价格下行以及资产价值缩水，这也是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资产负债表修复是房地产调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
也就是说，房地产的调整一定会对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带来深度的冲击而非小感冒，这是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无法跳脱的周期性规律。当前我国房地产的调整主要表现为：第一，以保交楼为主体，防止房地产风险向社会风险进行蔓延；第二，通过房地产融资白名单制度进行流动性管控，防止房地产开发企业持续暴雷，进而引发房地产金融风险向整体金融风险蔓延；第三，房地产下行调整的走势整体仍未企稳。也因此，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对房地产的调控进入新阶段，即由增量扩张全面进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同时以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作为两条主线。
其三，投资周期与债务周期的叠加。其决定了中国投资将在走低触底后，于“十五五”中期进入复苏—高涨阶段。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负增长，甚至比消费带来的压力还要大。这一压力源自房地产行业调整以及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不少企业投资利润率触及5%这个关键临界值。但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以及国家替代，将使新投资大幅度回升。
“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温度
在多重经济周期叠加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平稳运行，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精准决策。从方法论来讲，周期轮转属于最基本的一种规律。我们不期望消灭周期，但是希望尽可能熨平周期过度波动，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目前我们的学术判断是，2026年应该是周期的底部，2027年前后呈现出周期性复苏应该是大概率。这里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切忌将周期性问题固化，短期问题长期化。
（一）发展的速度
上述多重力量共同决定的发展速度是什么呢？这就要回到经济增长面临各种要素的制约，短期波动和下行压力很大，但是中期的前景是乐观的判断。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正在形成，预计“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保持在4.5%~5.5%区间，我国在回归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名义GDP增速将实现较大幅度的回升，并将形成稳中向好、前低后稳的新态势。也就是说，预计2026年的经济压力依然会很大，低于潜在增长率是正常的现象。具体来说：
一是经济增速。2025年的全年经济增速在5.0%左右，总量达到140万亿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人均GDP或将超过1.4万美元。
二是人口因素。人口总量延续负增长，到2030年预计人口老龄化率会超过20%，尤其要防范16~65岁的劳动力人口负增长滑入警戒线。与此同时，研发人才红利将会在“十五五”时期加速释放：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已经达到7000多万人，是世界第一；不过创新人才红利仍受制约，如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薪资水平在全世界范围看依然较低。
三是债务率和储蓄率。过去中国显著的发展态势很重要的基础参数是储蓄率很高。也因此，很多人盼望储蓄率能够下降一些，消费率能够上升一些。但是储蓄率的快速下降也会产生资本积累能力不足等问题。
四是新兴产业。随着以AI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全面崛起，以及一些关键“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加上全面深化改革的资源配置效应， TFP驱动型经济增长将在“十五五”时期加速形成。IMF 2025年报告指出，AI的应用可以将密集使用AI国家的经济拉高0.8~0.9个百分点。2025年美国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率达到4.3%，2026年美国AI领域的资本支出将会迸发，18万亿美元的投资将于未来2~3年内完成投入，因此相关研究预测，2026年美国GDP增长速度有望突破2.5%。
当然，目前对于美国经济的讨论经常处于极化状态：一方说泡沫很严重，必将崩溃；一方说前景很光明，中国竞争压力将急剧上升。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讨论是，中国在技术进步、创新模式上能否真正形成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这几年我们经常陷入一个悖论——技术进步很大，产业升级也很好，但是企业盈利有限。在人类400年市场经济史上，这种现象出现过三次。典型案例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的超级黄金时期，技术进步很大，产业升级很好，最后反而出现了大萧条。
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发展还要闯过一个关口，即如何将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进一步借助市场成功地转化为企业收益，形成创新升级的闭环。这个闭环目前还没有真正完成，也因此需要在反内卷运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做大文章。
（二） 发展的质量
“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结构也会发生深刻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支柱产业的转换。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可能从2020年最高的15.3%下降到2027年的12%，预计未来稳定在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约13%的水平。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将大幅提高。2022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房地产与建筑业总和，预计“十五五”时期将稳定在18%左右。这一调整的过程势必是个阵痛期，也是高质量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支柱产业转换将在“十五五”时期完成。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将迎来结构性变化。高科技股票的价值将持续凸显，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在加速这个变化。我们也会看到制造业在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加速分化。2025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3.2%，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60%，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美国。消费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未来消费结构、消费总量，消费率的变动可能比任何参数变化更难测算，它的黏性比投资和出口还要大，“十五五”时期能够提高2个百分点已经非常可观。
（三） 发展的温度
基于上述速度和质量的变化，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结构性调整，我们的发展温度会怎样？
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民生为大”。2026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做提高“民生体感”的事情，同时稳步改善一些关乎“市场体感”的指标。2026年我们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大致为4.5%~5.5%， CPI目标是2%，名义GDP增长速度大致是5.5%~6%，而2025年四季度我国的名义增速约为4.1%左右，不仅今年，明年的发展任务也将异常艰巨。
5.5%~6%的名义GDP增长速度，意味着当下政策导向和发展定位要与过去存在显著差异。而我们目前的“体感”主要基于4.1%的名义增速，其对应的参数大致是：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需要提醒的是，这是一个平均数的统计或者中位数的统计。如果进一步分类分群进行测算，4.1%的名义增速所对应的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都将面临压力，尤其是边际人群的收入状况亟待改善。因此，“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会看到，前两年依然可能面临着低物价的困扰，其较之高物价问题更难治理、更难破局。未来两年我们能否推动CPI由0时代回归到2时代，PPI由-2%到-3%的水平回升到0时代，同时GDP平减指数从目前的-0.8%回归到正值区间，都是异常艰巨的宏观经济发展任务。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继续勒紧裤腰带，要过点紧日子。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全面回归到正值区间。2026年CPI就有望回到2时代，当然，这极大地取决于我们反内卷行动的成效。如果未来CPI由0时代步入2%~3%，PPI由负转正，名义GDP增长速度也会再次步入6%~8%的区间。如果名义GDP增长速度能够达到8%以上，全民的“体感”一定更加美好。当然，这需要我们勇于驾驭短期和周期性问题，使我国增长的潜能、大好的历史战略机遇，持续转化为民族复兴的驱动力。这考验我们的政策智慧，也要求进一步明确中长期战略定位。
概而言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将在“十五五”时期加速显现，核心原因是内生性创新驱动增长模式使我们拥有了穿越周期的密码。其中，产业高端化、技术前沿化以及创新体系化共同支撑了中国创新驱动模式的形成，依然需要加速结构发展改革；房地产市场的平衡运行、反内卷行动的成效以及不平衡问题的破解，依然是“十五五”时期的核心议题，均衡的新发展格局将决定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多重周期叠加决定了本轮宏观经济形势的艰巨和复杂，也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勇气和改革的力度。但可以明确的是，“十五五”时期将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再平衡的关键阶段，多重周期性力量的反转以及逆周期政策的持续加力，将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周期底部，实现新的供需平衡并迈向新的繁荣。